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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垛陳儀與二二八 |
歷史上常有所謂箭垛式人物，那就是大時代固然群英競起，但是最後功績或罪過則會被集中在單一雄主或惡棍身上，像眾箭都射在同一靶般。
陳儀就是這樣的箭垛人物，集貪腐、無能、專制、殘暴於一身，是二二八的罪魁禍首，其實這並不是當時台灣人和中國的共同看法。
確實，當時貪污案件層出不窮:在貪污之外，當時的民生經濟是物資缺乏、物價瘋狂上漲。而霍亂、鼠疫、天花這些傳染病早在20幾年前的1920年代就從台灣絕跡了，現在隨著國民黨的來臨又流行了：1945年死於霍亂有2千2百多人，1947年死於天花的更高達1千7百人，瘧疾更是四處流行！
政績曾經名列前茅
當時，台灣社會認為陳儀帶來的無非痛苦與倒退，但在中國中央對陳儀則另有評價，那便是在二次大戰之後，中國接收的所有原日本佔領土地，包括台灣和中國大陸各省，在「資源委員會」的評鑑，陳儀的成績是全中國第一。
陳儀接收台灣和其他官員接收中國各省，計劃最為周詳，接收人才的培訓方面起步較早，各項人才配置亦較周全。在研究方面，出版了數十種，2、3百萬字有關台灣的資料與書刊。
此外，他力抗當時孔宋家族全面接掌台灣財經金融，他甚至非常有氣魄地悍然拒絕四大銀行及中信、郵儲兩局派人來台接收金融機構，這些都受到肯定。
至於通膨控制，1947年一年內台幣官價從1美元對37.5跌到1比100多，但當時上海的法幣，其貶值倍數則是天文數字。
由於成績如此優秀，當時對陳儀加以袒護的，不只是國民黨中央政府，連和國民黨唱反調的《大公報》或一些與陳儀不和的人士，也有所肯定。
在政治統治方面，台灣人認為陳儀集立法、司法、行政之大權於一身，權力集中程度超過日本總督，但是在中國記者筆下陳儀的作風卻是：「省參議會……議員在會上批評時政都能毫無顧忌，暢所欲言，這和當時大陸上各省情形相比，陳儀統治台灣，實在相當開明。」
在當時，台灣社會和中國對陳儀的評價是難以相信的兩極化而雙方又都有堅強的根據，其關鍵在與台灣社會對照陳儀政績是過去的台灣狀況之中國方面用來對照陳儀政績的則是當時的中國，而兩個社會的發展和價值觀差距如此巨大，因此評價自然兩極，這說明的是在當時，有效地統治台灣是超乎中國政府的能力的。
在這樣的條件下中國統治台灣，悲劇是命定的，是不是由陳儀統治都不相干了。所以陳儀有如希臘悲劇中的角色。
悲劇角色注定代罪
希臘悲劇，價值衝突的世界中，主角在命運的安排下，一步步走向命定的犯行，終至面臨悲慘的結局。犯行是命定的，但犯行又是必須被究責的，這是悲劇最令人震撼的所在。
從解嚴，再經二二八和平日運動，如今陳儀已典型地被一方當做「正義憤怒」傾洩的對象，又被另一方當做「承擔一切責任」的對象，變形成為眾惡所集的「歷史箭垛」。
這種看法，固然最有利於情緒的抒發，卻反而阻止了我們進一步去質問，假使中國對台灣的統治注定是帶來悲劇，那麼，中國未經台灣人民公決就統治台灣，是否在本質上是正當的？
